/朱熹/

“书不记，熟读可记；义不精，细思可精。”

【资料图】

朱熹（公元1130-1200年）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南宋著名哲学家，闽学代表人物，被后世尊称为朱子。他是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，自幼聪慧，《宋元学案》中记载：“博及群书，自经史著述外，凡夫诸子、佛老、天文、地理之学，无不涉猎而讲究也。”全祖望说：“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，致广大，尽精微，综罗百代矣！江西之学，浙东永嘉之学，非不岸然，而终不能讳其偏。”

朱熹是发端于北宋时期的集大成者，和二程的思想并称为“程朱理学”，而他们的思想在南宋被奉为正统后，直到清末民初，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，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势时，一部分知识人反思传统，将程朱理学视作中国积贫积弱的思想根源。但另一部分学人，如冯友兰，熊十力，牟宗三，唐君毅，则将其视作儒家传统中的重要开拓者。朱熹在儒学发展史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容忽视！

出生与早年经历：

早期求学与仕途之路：

朱熹是南宋人，祖籍江西，生于福建，朱熹幼年时就十分喜欢思索，五岁开始迫寻“天体是如何，外面是何物”的宇宙课题。八、九岁读到《孟子》“圣人与我同类”，对于成圣的希望激动得“喜不可言”。十四岁时父亲朱松病逝，他遵遗训跟着父亲的朋友胡宪、刘子翚、刘勉学习知识。

在“三君子”影响下，朱熹于十九岁中进士，但在以后的数年中，他和同时代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，出入经传，会通佛老，而“终于此道未有所得”。

幸运的是，朱熹在二十四岁赴任同安途中，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——杨时二传弟子李侗（李侗师从罗从彦，罗从彦拜杨时为师）。在两人初见高谈阔论时，李侗指出朱熹所学杂乱，并让其在儒家经典中寻求真义，但年轻气盛的朱熹不以为然，一言不合便拂袖离去。后来，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反复思量，终于认识到李侗所言之意，因此，他在任职期满后徒步百里拜李侗为师。

点评：学之之博，出入佛老，未若知之之要。

中期思想走向成熟：

在老师李侗的引导下，朱熹逐步确立了道学的发展方向。在追随李侗期间，他通过道南学派了解程氏学说。李侗死后，他开始走上独立探索哲学的道路。

朱子三十七岁时，通过“丙戌之悟”，他第一次产生了自己的以《中庸》为基础的哲学思想。经过了对这一次提出的哲学的否定，四十岁的“己丑之悟”，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基调，从而真正确立了与李侗不同、也与道南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同的为学方法。已丑之悟是朱熹思想真正成熟的标志。

从四十岁到四十六岁与陆九渊鹅湖相会。“鹅湖之会”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、陆学说之间的矛盾。与会者记叙：“朱以陆教人为太简，陆以朱教人为支离。”后陆九渊作诗讥讽朱子：“简易工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。”最后双方不欢而散。

“鹅湖之会”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，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，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。

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也在这几年全部建立起来。此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种种改变或发展，但这个体系以理性本体、理性人性、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已稳定地确立起来了。

期间，朱熹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，而且为国为民，四十九岁那年，到任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，当年刚好碰上旱灾，十分严重，朱熹到任后，顾不上欣赏此处风景，便投身到抗灾救荒中，着手兴修水利，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，使灾民得以生活。

点评：知之之要，未若行之之实。

五十二岁时，他才将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、《论语集注》、《孟子集注》四书合刊，据说直到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《大学章句》。

五十五岁时，朱熹到浙江，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，力陈浙学之非。

朱熹理学成为官方哲学

元代恢复科举后，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；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儒学正宗。

在中国儒学史上，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。不仅在国内，其理学思想在海外亦颇为流行。黄榦《朱子行状》曰：“绍道统、立人极，为万世宗师。”

钱穆始终如一地尊崇朱子，晚年撰百万言《朱子新学案》，开宗明义即谓：“在中国历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朱子，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，发出莫大声光，留下莫大影响。瞻观全史，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。”

总体评价：

朱子作《伊洛渊源录》、《近思录》，对北宋以来的道学发展作了系统研究和整理。他汇集编定了二程的《语录》，注释了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以及张载的《西铭》，并著写了《周易本义》和《易学启蒙》来发展伊川、邵雍的易学思想。

这使得在他的体系中，以二程学说的基本思想为中心，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图式，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，融合了邵雍的象数易学，形成了由北宋道学几条支流汇合而成的澎湃大江。

不仅如此，他对整个古典文化有广泛的了解。他一生用力于《四书》，早年著力于《语》《孟》，晚年尤用功于《学》《庸》，精心编成四书的《集注》和《或问》，使四书系统的哲学获得了新的形态和新的生命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几乎没有哪一个其他哲学家能在研究著述的广泛性上望其项背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。

清贫且多舛的晚年

朱熹一生淡泊名利、安守清贫，晚年更是“其斋舍无以避风雨”。且晚年受到韩侂胄排斥，以为“朱熹迂阔，不识时务，不宜再用”，在朱熹六十六岁那年，还遭到监察御史沈继祖的弹劾：“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，每之官则与偕行，谓其能修身，可乎？冢妇不夫而自孕，诸子盗牛而宰杀之，谓其能齐家，可乎？”这里罗列了三条罪状，其中包括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两大罪状——“纳尼姑为妾”和“致使儿媳怀孕”，一时间，一代宋儒名声鹊起，其人被“称赞”为衣冠禽兽的“伪君子”，其学亦被视为“伪学”。

当然，这些“罪状”后来被一一澄清，原是朱熹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主张，还要求当时的皇帝这样做，皇帝表面唯唯诺诺，实际上就等着有人对朱熹不满后重拳出击。后来，宋宁宗在开禧三年为朱熹恢复名誉并追赐官衔。可见，皇帝本人对朱熹的品行是心知肚明的，只不过反感“去人欲，存天理”的那套说辞。到这，谣言便不攻自破了。

点评：清者自清，做人，何须解释太多。

朱子的基本哲学思想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：本体论、心性论、功夫论。

Part1本体论

理气关系

朱子的理气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其一，理气不离不杂。朱子言：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。”

其二，“理先气后”。朱子言：“未有这事，先有这理。”

其三，“理静气动”。朱子以人骑马作比喻，运动的运动的阴阳二气与自身不动的太极好像人跨马行走，太极没有绝对运动，但有相对运动。

理一分殊

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，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、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、道教的思想而形成。

朱熹所谓的理，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：

其一，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。

其二，理是事物的规律。

其三，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。

其四，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。

总的来看，理一分殊在朱子哲学中含有多种意义，实际上被朱子作为一种模式来处理本原与派生、普遍与特殊、统一与差别有关的问题。

Part2心性论

心统性情

心统性情本由张载提出，但张载对其并未发挥，朱子对此则推崇备至，他认为性为体，情为用，故性情互为体用，同时，性是心的体，情是心的用，故心是统性情，统体用的总体，性情是心不同的方面，心属于气，是气之灵，故心在朱熹那里是意识活动的总体，对万物有觉知能力，性或理是形而上的存在，是本体。

朱熹的心统性情的“统”有两层含义：“心兼性情”和“心主性情”。

Part3工夫论

格物致知

朱熹的格物致知，承接了程颐的格物思想，同时又通过《大学》而诠释说明，朱熹根据“格，至也，物，犹事也”所以格物就是穷究事物之理。所谓的致知，“致，推极也;知，犹识也”，即“推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。”总而言之，格物致知就是穷尽事物之理，以使我们主观上的知识得以扩充，致知是格物的结果和目的。

朱子是宋明理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，其思想是中国哲学考察的重点。

考察内容主要集中在其理一分殊的本体论、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和格物致知的功夫论上，考察方式涉及名词解释、简答、论述、原文四种类型。

朱子“理一分殊”、“性即理”的思想，或出简答或论述大题，以及“心统性情”、“已发”、“未发”的简答或名词解释的考察，还有注意“格物穷理”、“格物致知”思想的各种考察形式。

另外，朱子的思想经常与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结合考察，多以论述题的形式，如“鹅湖之会”、“王霸之辩”、“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之比较”等。

最后，别忘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伊洛渊源录》、《近思录》等朱子的相关著作的名词解释也是常考的考点哦。

关键词： 格物致知 心统性情 理一分殊